前不久，一位人大的法学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在网络自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。无奈碍于我知识面有限，在大学期间基本只学习过法学知识，而对于这种“法与政治学”的学术成果，实在看不懂究竟讲的是什么内容，所以我既没有评论它的能力，也没有在此评论它的打算。

然而，我们毕竟可以从中体味到，法律与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的密不可分。用德沃金的话来说，“法律”并不是“政治道德”之外、可以被独立辨识和说明的权利义务系统。

法律和政治走的有多近，尤其对于中国的法官，想必不会感到陌生。即便在最被人推崇的西方国家，法律也不是完全脱离政治而存在的。问题在于，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体系中，两者的根本价值追求存在着相当的距离。政治的核心往往在于利益和平衡，而非法治。当然，从事法律而又熟稔政治不应该受到什么指责。政治,对于生活在体制内的个体来说，如果不能深谙其道，往往就会深受其害。对规范的自我践行意识在个体生存的要求面前，显得脆弱而且意义不大。而中国的法官兼有着法律从业者和公务员的双重属性，有很大概率或主动或被动地去参与政治生活。而这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如果他参与的方式和内容符合其内心的法治理念，会享有精神上的双重愉悦；而一旦涉及与法治精神（至少还不是与明确的法律条文）有所抵触的那部分政治活动时，他将被迫在精神属性上反复切换，以期在自己所认可的底线范围内，完成上述活动。而这基本上也是现阶段中国法官最深层次的痛苦所在。

举个现时的例子，这也就可以直观地解释为什么“拉票”、“扫楼”这样的行为在令行禁止之下依然盛行。首先竞选是政治活动，参选者必然会尽力与选民接触，争取选票；而对此行为的禁止，更多来自于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，这又多半与法律职业习惯有关。两者相叠加，就体现了政治与法律的内在价值冲突。

抛开这种禁止的合理性不谈，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存在着这么几种态度：一是坚决相信规则，宁可失败或者不参与；二是在犹豫和痛苦间暂时性地放弃规则；三是及时完成角色转换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

对于这三种态度并没有必要做出道德上的评价。所幸大多数人都明白这是现状下的一种暂时的身份切换。否则，当我们习惯于对法院大门外的人们呼喊法治精神，可能没有注意到，我们或许并不像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，是一个多么好的法治精神的守护者。也许我们和那些被呼吁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在大楼里，而他们在门外。

我也常常审视自己，如果我想要闯红灯，或者我被迫需要闯红灯，我可能会想出比一般人多的多的理由，比如交通灯的设计不合理,比如在深夜车少的时段应当切换成黄灯，比如红灯时间太长而绿灯太短以至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通过。

这些理由在很多时候都能成立。讽刺的是，这样一来，对于规则运行规律的知识，反而成为为了个体利益——而非出于对规则最佳构建的诠释，尽管它可能碰巧也是——去否定它的论据。如果这样说太过晦涩的话，打比方来说，我可能提出在此地规划红绿灯不合理这个理由——可能客观上该理由是成立的——仅仅是为了在2013年5月29日这天，能够心安理得地闯红灯而已。

但是从反面来论述，在一个社会急遽转型、社会生活芜杂混乱、不合理的利益攫取亟待厘清的特定时期，对于那些滞后、失效、不合时宜的规范，我们又似乎负有使命，去为了改变它们而疾呼。而政治正好是实现这种内心期望的重要途径。好的制度必然使多数人受益，又怎么能因为自身在受益范围内而患上道德洁癖呢？

似乎这又回到“恶法亦法”与“恶法非法”终极命题上来了。所以平心而论，我们对于公众实在没有多少去指责的资格。对于法治这样的概念，一般人虽然熟悉，但掌握的程度其实相当有限。因为他们发现，理论家自身对这些概念，一直有巨大的争议，即使他们愿意尊重专业，他们还是无所适从。

最终我们看到，即便是手持天平者，也偶尔要在理念与现实、法律与政治之间来回摇摆不定。但这也未必让人悲观。通过几代人的努力，增强两者相契合的地方，逐步消弥两者之间的裂痕，正是每个法律从业者委身奋斗的希望所在。如果说政治是一张帆，在那风清云淡之后，自然会是一片花开荼靡的彼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