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   林振华

[引子]最近看了法院内网刊用的几篇讨论人性方面的文章，内心不免有些感触，就像其他善良的人们一样，希冀着社会长治久安，人心向善。在这个伟大的时代，变革是时代的主旋律，国家民族中兴，需要共襄善举，社会经济转型升级，法治需要深入推行，道德文化更需要先行升级。在谈论法治德治的时候，许多人对良心文化兴趣很浓，但是思想仅仅停留在“良心”两个字上面，什么是良心，怎么“致良知”，天理能包打天下吗，等等，心不明理不清，一些著述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，我深感有必要将我自己多年身体力行、学习儒学的体会奉献给大家，以便大家清楚地看到先儒圣贤的心脉，为弘扬良心文化做些铺垫。人与天地同在，其高难以触及，其深难以捉摸，在这里冒昧谈谈生命的心学问题，提出心治的必要性和实施方式，请各位批评指正，欢迎交流。

一、心治的提出

近年来，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，既有恐怖袭击、族群冲突、泄愤仇杀，又有情痴自杀杀人、精神病人逃逸杀人，人心迷茫，不一而足，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每天都在上演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世界这么大，事情总要发生，没有什么了不得的。人多事杂，固然是正常的事实，但人情冷漠、荒诞不经、暴力软暴力等事件频繁发生，恐怕就不是正常的事儿。深思细究，这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纯偶然的，都可以从多个角度找到事件的根源和原因，根本原因就是信仰心念混乱。

社会是人的关系总和，人是欲望的动物，社会治理体系建立的是遏制恶念恶行、欲望疏导适当的机制，只有人心归顺统一，社会才能得治。先儒认为，良心本有，人人皆有。道心即良心，人心是私欲，《中庸》提到“天命谓之性”，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灵明，心、性一体，良心、人心同属性的范畴，人心是良心的过分或者不足之处；克治人心，目的是促使人良心发现，进而端正言行，自利利他。在良心及良心所发的义理上，人类的观念及行动有着“同心同理”的特点，心治就是对治私欲，恢复“同心同理”的治理途径，这是社会理性管治的基本点和理论基础。对人类“同心同理”的提出，追根溯源，就是孔孟学说，宋明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丰富的著述，王阳明用浅白的语言点破了这一真命题，人的灵明不昧，不假思索，即物自知，知善知恶，知羞知耻，不增不减，这一点灵明就是人的天性，这就是“同心”，这颗心也就是良心，凭着这颗心踏实做去，就是儒家思想的“尽性尽心”，这就是天理即“同理”。宋代，我们广东江门大儒的陈白沙认为“随处体认天理”，说法上略有偏颇，倾向于天理在外，实际上天理与良心同在，并不只是在外，天下没有心外之事，也没有心外之理，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学人举子至死也没有弄明白的真理，尽管他们读了四书五经等儒家诸多经典，但仍旧食古不化。今天，暴力事件多发，人心混乱，背离良心天理，这跟每一个人人心不定，每一个群体的昏昧不明不无关系。历史地看待这些问题，原因自然是明明白白的，长期以来人心放纵、蒙昧愚钝、管治缺位，失于教化，配套机制失陷，文化之风无法形成，社会伦理无序，最终损害结果就出现在我们的今天，倘若我们今天不力争解决这个问题，后人将更痛苦，后人的后人更不堪设想了。党的十八大之后，一系列的改革、管治措施相继推出，大家似乎看到一些希望，希望之中笔者认为应倡导“法主德辅”的理念，引入心治，将心治从德治中独立出来，更能体现社会需求，多管齐下，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发展。

二、心治的精神实质

清朝中期尤其是“五四”以来，随着海外文化的渗透，利益的争夺促使人心私欲膨胀，道德文化在与经济社会的利益兑换中一点一点地遗落、沦丧，人治的随意无法扭转日渐式微的社会风气，“希望社会风气好一点”只能成为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头禅，谁也好像束手无策，这怪不了谁，面对现实，反思深省，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，有几个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，有几个受过四书五经的熏陶，有几个明白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，多少年来我们有几回得到过社会真诚的关心，这种感受让煎熬在打工路上的兄弟姐妹们来说，不好说苦大仇深，但一定是很苦很苦的。个体的无助换来的是集体的不认同，集体无意识的冷漠造就的就是社会无情的裂变。过去，封建的清朝社会乃至更早时期的社会，生硬死板的封建礼教禁锢着人们的言行，心性扭曲；旧社会混乱的礼教和战乱的迷惘，人心恐惧；在阶级斗争的年代，人性蒙蔽；及至今天，社会经济的压力和诱惑，人心浮躁，口是心非。长久以来，人心就未曾被正确地治理过，人类“同心同理”的良心天理就未曾被稳稳地抓住，活泼泼的良心被蒙蔽，世界观、价值观与人生观混乱不堪，当代的主流哲学及辩证法只是教育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，都是教育我们从外在事物寻找真理，缘木求鱼，从未教育我们从内在的心上着手改变自己，改变群体以至改变社会，所以，当今天谈论现代社会管治体系、能力的时候，不得不说我们必须从传统儒家中汲取有益的养份，回归生命的理性状态，厉行心治以适应社会的发展。心治就是从修身入手，以良心发现为前提，知行合一，克治偏私行为，扬善除恶，用自己本有的良心推己及人，扩充到社会，利益他人。

五千年的传统文化，诸子百家，立国立家立身之本当推儒家，其他各家各派要么挺立不起来，要么生硬偏曲，唯有儒家刚柔相济，中庸可靠。在众多的儒家学说中，首选就是明朝哲学家、军事家、教育家王阳明（1472－1529），浙江人，他上接孔孟血脉，“龙场悟道”得儒家真传，创立了心学，被尊为中国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在世时，国内近千名儒士学子拜其门下，广东省在其门下的学子主要是潮汕人，有潮州人薛侃、郑朝朔等人，这些潮汕学子学成归乡后大力弘扬良心文化，今天民间的潮汕人仍旧讲究“良心”，跟王阳明思想不无关系。王阳明逝世后心学传入日本，日本弘扬了这种思想，日本人的工作精神和科技成就等，恐怕离不开良心思想的指导，今天日本法律还载写着法官凭良心推事，这就是日本法治昌盛的原因所在。王阳明告诉我们，良心不因富贵贫贱而有区别，人人皆有，善恶自知，心即理，知行合一，等等。他把人的善念等价值观现实化，认为善并不只是表现在意识或者口头上，而是心念与行动相统一，离开行动的善，不成其为善，即不成其为良心。这完全揭示了孔孟学说的真意，整肃了在他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孔孟之道被歪曲理解的邪说歪论。古今中外，人无二心，究竟到底，只有灵明一点，此心同彼心，善意融融。心治就是要让自己灵明自觉，遵行善念，祛除恶意，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上践行良心。古代儒家所讲的格致正诚，在良心的实践道路上没有先后次序的区分，而是一颗良心付诸实践，止于至善。“格物”致知，就是致其良知，良知自知，必然正其心，依照天理而行，而不循私欲，同时，诚其意，就是遵行善念善意，不违背、不偏曲，尽心精微地做好。《孟子.公孙丑上》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，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怵惕恻隐之心……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，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，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，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……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，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。苟能充之，足以信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王阳明说：“是非之心，不虑而知，不学而能，所谓良知也。”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知行合一，而不是两件事，所以，良知准确地说，也叫“致良知”，这样的表述，更能体现良心的现实性。“致良知”就是格物，是行动中致知，止于至善。“意”之所着即为“物”，这一个“物”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事物。王阳明言：“心之发谓之意，意之体谓之知，其所在谓之物”，“意”生于心，或善或恶，心自知，随其意以正心处理人事物，摒除私欲的掺和夹杂，只求人事物处理上的纯正天理事理，就是“诚意”，“格”的含义实际也就是“正之”、“端正、纠正”，“格物”的内涵丰富，兼有致知、诚意、正心的内容，是良知的落脚处。“格物”就是以良知正心处理人事物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，譬如，审判案件则着意在案件上，尽到正心依法依理审理案件；读书则着意在所读之书上，正心相待，有所扬有所弃。格致正诚，实际是一回事，分解为四个方面进行阐述，目的是求得真理的“唯一唯精”，比如，枕席孝亲一事，心知孝亲是第一步，春天来了，父母的枕席是湿冷的还是干热的，要亲自体验，和颜悦色地与父母交流，这是第二步，对不合适的要及时更换，换上父母满意的枕席，看看空调的除湿功能还正常否，待父母感觉舒适后才算枕席孝亲一事完成。这里头，孝亲之意与孝亲之知、孝亲之行是紧密结合的，以孝亲行动尽到孝亲的诚意，感同身受，直至父母满意，才能说“致良知”，整个过程在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上，很难说有什么先后次序。有了孝亲良心的根，其他行动就是枝叶，自然而生，对待自己父母是这样，对待其他的事情也应当是这样，良心所至，事无不成。推而及之，不同阶层的人们在处事做人上倘都能凭良心而为，就能相互兼容、融洽相处，社会伦理自然就能协调融和。

性、心、理原本不动，自然圆满，因私欲萌动，良心受蒙蔽，“格物致知”能恢复心性理的本体，这恢复的过程依靠的是气的作用，孟子曰：“夫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。……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……是集义所生者，非义袭而取也。”、“我善养我浩然之气。”要促使“格物致知”落到实处，完完全全地彰显天理，就需要“浩然之气”，需要“集义”，需要在万事万物中“集义”。义是良知，孟子说：“义也，理也”，“集义”是天理走向纯正，私欲摒除的过程。心即理，理在心中，心俱众理而万事出，众理与万事同存，没有内外之分，事中藏理，理寓于事中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应当看到，良心之性体无内无外，性体既无内外，理也就无内外，天地万物是良心的天地万物，离开了良心，一切都不成其为天地万物，在《传习录》中王阳明说，“人的良知，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。岂惟草木瓦石，天地无人的良知，亦不可为天地矣。盖天地万物，与人原是一体。”、“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，则自能公是非，同好恶，视人犹己，视国犹家，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。”良心自有天理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治心就是“致良知”，“致良知”的实质就是天理流行的过程，良心天理是一而不是二，不能割裂，不能拆分，为人处事是否循理而为，灵明自知，倘有不明不清之处，心必定有偏缺。为人处事所循之理当为天理，也为事理，天理事理是一个理，而不是两个理，儒家所谓的“义理”就是这一个理。义理之于人事物，是无穷无尽的，而不是刻板划一的。事理能否成其为良心上的事理，就看事理是否符合天理，天理包含着事理，天理是校验天地万物的事理是否符合良心的度量衡，事理是天地万物、人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，天理不能代替事理，但对事理有着指导、比较、纠正等功能，事理是否符合天理，良心自知，儒士随时察知，随时调整，在处理人事物上，这些人事物并不是孤立的人事物，而是良心上的人事物，与心同在，“致良知”自然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、方法，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姆提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问题的答案就在问题本身”，说的就是赖以产生问题的人事物是良心上的人事物，答案就在处理人事物时致其良知。人事物千千万万，事理千千万万，只有以良心之天理化繁为简，才能任人事物的千变万化，把握人事物的发展规律，认识处理人事物。王阳明《传习录》中写到：“良心即是《易》，其为道也屡迁，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惟变所适。”从表达方式看，儒家所说的良心天理是从性体上来说的，并不是从用上论及，性用无二致，性体上能通，用上当然也能畅通无阻。在“致良知”上，儒士君子是严肃而又活泼地对待人事物，力求心中形成定见，所谓定见，原属佛学概念，指的是内心对人事物的确信，例如，高明的名老中医师辩证、四诊，三个手指头下去，药方就出来，三个手指头就“致良知”了，融汇了天理事理，在内心上形成定见，几乎是一步找到病机药症。又比如，老吏断狱，再复杂的案情到名老法官那里，症结方解瞬间完成，清清楚楚，两个耳朵两只眼睛就是“致良知”。在老中医、老法官那里，准确的结论是瞬间产生的，并不需要繁复的逻辑程序，经验优于逻辑，经验是把生硬的规则适用于活泼的人事物过程中，融入了良心、生活经验、学识、事理、逻辑等因素，良心自知，形成可靠的心证，结论自然又快又准。《传习录》中王阳明有言：“致吾良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，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”现代思维科学表明，思维的特点表现的是先有结论后又逻辑。当然，这个结论良心融合人事物的结论，先儒们的智慧发现远远早于西方的探索，对今天思维科学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。

“格物致知”能否完全实现良知，主要取决于修身，而修身又落在格致诚正上，可以说，格致诚正修相互渗透，含义交融，而不是可以分拆为毫不相干的多重行为，王阳明在《传习录》中说，“修身在正其心，以之发动不能无不善，故须就此处着力，便是诚意，如一念在好善上，便实实落落地好善，一念发在恶恶上，便实实落落去恶恶，欲正其心在诚意。”修身是儒家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遵循。《论语.宪问》中孔子言，“修己以安百姓”。儒家在修身中讲求人格完善，忠孝仁义礼智信勇兼有，进身修德，立足社会兼济天下，力求达到圣人的地步，心存天理而不是私欲，过去，我们过去《中国历史》统编教材批判宋明理学“存天理，去私欲”的言论，认为这是灭绝人性的怪论，实际上，通读儒家经典后，你会发现，这是歪曲儒家精神的观点，儒家并不是把人的正常基本需求看成私欲，而是认为过分执着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，就是私欲，天理是良心，不符合天理的一般就有私欲在起作用。确实，一个人在修身上能达致举手投足不逾矩，纯乎良心天理，可以说就是圣人，圣人并不是高不可攀，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努力，是否愿意凭良心做人处事，圣人也并不是个个都像孔孟那样思想照耀着千秋万代，凡圣只是从良心上区分，在影响力上圣人因各种原因，有大小之别，就象金子一样，炼金追求的是金子成色，与金子的轻重并无太大的关系，判断一个人的精神境界，不能以他建功立业和名誉的大小作为标准，而以他“致良知”的高度为准。修身到达完美程度，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同时实现。实现修齐治平，就是儒家君子的价值，儒家认为君子就是大人，心怀天下，万物一体，小人是私欲较多，心无天下的人，儒家倡导的是君子社会，人人皆可为尧舜。在修身的具体方式上，儒家主张从两个方面入手，一是重“戒慎恐惧”，人性本善，人心易变，心随境转，要让良心不被蒙蔽，不被私欲遮蔽、扰乱，就应当在“戒慎恐惧”上下功夫，坚定信念，不起非份想法，不贪不义之财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等等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自己言行端正，不偏不倚。二是砥砺意志，不断加强对良心的认识，良心越细思慢想，含义越清晰精深，《大学》曰：“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止于至善。”“明明德”就是要使良心彰明纯净，“至善”就是良心至精至一，格物是止至善之功，是“明明德”第一个“明”的落脚点。儒家思想并不苟求每个人都象圣人那样，纯系天理，在落实良心上一步到位，而是主张凭着自己对良心的认知水平，知行合一，脚踏实地地处理好人事物，不断提高，好善如“好好色、恶恶臭”，就是人的健康发展之路。君子的一生，就是“致良知”的一生，就是转凡成圣的一生，追求的是人格不断升华，“和于道德而理于义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转念，自修自度，自度他度，私欲少一点，公心多一些，社会该多么美好啊！我深信，这样的社会状况是可以实现的，关键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努力。

三、心治之下秩序的回归

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到处充满着竞争，竞争促使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随着社会进步，大家普遍认识到，无序的竞争必然是混乱的，只有选择有序的竞争，才能有效地约束纷乱的状态。选择秩序，就是良心的反映，建立秩序仍然应当“致良知”，离开良善，始终都是破碎、分裂的，最终都是自酿苦酒。人心逐利，私欲扩张，是人的习气使然，心有蒙蔽天理自然不明，邪气充塞，正气难舒，如果不用利剑断臂般地斩断恶行，遏制这些不良的心念，就难以促使人的私欲膨胀的习气断除，因此，在现今的社会管治上，只有依靠法治，重典治乱，才能防止私欲泛滥。在实践上，社会管治包含了法治与德治，但不足以完全唤醒人们的良心，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，还存在一个“心治”的领域，这是不容忽视的，在社会管治上“致良知”，对于治人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，在管治中并不是一味倡导“老好人”思想，而是因事制宜，因地制宜，该下猛药就用猛药，该和风细雨就和风细雨，惩恶扬善兼用，正所谓“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”。“致良知”是心的实践，是追求为人处世、生命价值的完美境界，并不是主张处事做人的方式、手段刻板划一。对治人者的“致良知”要求是这样，对普通社会成员，也是要求在人事物的处理上尽到良心，只有人人意识到良知本有，爱惜生命，不放纵，不遗弃，遵循良心天理，社会的集体意识统一到良心上来，社会才能大治，以至于实现世界“大同”。

世界“大同”，并不是民俗的大同，核心点是良心“大同”，构筑互联互通、和谐相处的平台，这一个平台的基础就是良心文化。良心要成为文化，今天来看，必须法治、德治和心治三管齐下，这“三治”对治的是人、家、国，心治促成修身，心安则家和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和则国泰，国泰盛世，民众自然安居乐业，世界前程美好。良心是生命的价值所在，在良心的重大价值观上，人人都讲良知，良善必定蔚然成风，世界“大同”指日可待。